呼和浩特網站制作：從臺北搭火車向南，抵達樹林鎮車站，再走一段小路，便是下溪洲了。這個臺灣盆地中不起眼的小村莊，卻因為上世紀5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武雅士（Arthur P. Wolf）和他妻子蘆蕙馨（Margery Wolf）的造訪，而成為一個漢學人類學歷史上地標式的田野點。2015年，武雅士教授去世，而當時留下的田野材料，則被保留在北加州高山上、自建的木樓中。 

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學者許晶沿著二位前輩學者的足跡，與武雅士遺孀葛希芝（Hill Gates）在北加州會面，到木樓中重新整理這些寶貴材料。在對被塵封的田野材料的分析中，漢學人類學與童年人類學再次相遇，而武雅士的遺志也將以另一種形式與世人重逢。許晶基于武雅士、蘆蕙馨初訪臺灣時留下的珍貴材料，申請到了研究基金，通過跨文化、跨學科的研究方式，開展名為“一個臺灣村莊的道德發展”（Moral Development in a Taiwan Village）的研究項目。借此項目開端，6月26日，許晶在清華大學作了題為《下溪洲的孩子們：當漢學人類學與童年人類學相遇》的講座，該講座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人類學民族學研究中心主任張小軍主持。

 

呼和浩特網站制作：許晶武雅士的遺愿“一提到這兩位人類學家，很少有人會想象得到，他們當時去下溪洲，論文題目是研究中國兒童與育兒。”在談起武雅士的遺愿時，許晶這樣說道。2015年去世前，武雅士在未完成的書稿中回憶起1958年去往下溪洲的經歷，給書稿題名 《中國兒童和他們的媽媽》（Chinese Children and Their Mothers）。

1958年，武雅士與他的妻子蘆蕙馨來到臺灣下溪洲，研究他們心心念念的中國文化。二人在下溪洲待了整整兩年，通過借用當時在人類學界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六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收集了十分豐富的田野數據。六文化研究（Six Cultures Study of Socialization）在美國心理人類學與兒童人類學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該項目由人類學家與心理學家合作，結合定性與定量方法、基于系統的田野調查，是美國社會科學歷史上空前的跨文化兒童社會化研究。許晶介紹道，遵照“六文化研究”的設計，武雅士留下的1958-1960臺灣田野材料大致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對村莊的常規調查，這成為下溪洲的鄉村民族志的來源之一；而另一部分則是關于兒童、育兒的觀察、訪談和心理測量材料。

然而武雅士最終的博士論文并沒有聚焦于兒童與育兒，因其興趣轉移到童養媳、婚姻和親屬制度。 武雅士、蘆蕙馨二人利用下溪洲的常規村莊調查，以及此后其他研究項目，撰寫了大量關于婚姻、家庭、親屬制度和性別的人類學著作。這些著作后來都成為漢學人類學史上的經典之作，廣為人知；而二人亦成為漢學人類學界的著名學者。就連武雅士在斯坦福大學訓練的幾代學生，現在也都已經在美國各高校執人類學之牛耳。而關于下溪洲兒童和育兒的田野資料，卻因為信息量過于龐大、缺乏有效數據處理方式，在武雅士研究興趣發生轉移后被長期懸置。

多年之后，步入晚年的武雅士曾想要利用這一項材料，出版一本關于中國兒童和育兒的人類學專著。然而書稿未成形，武雅士便于2015年5月溘然長逝（最后一版書稿寫于2015年2月）。

武雅士的下溪洲調查是人類學歷史上第一次對華人兒童的系統研究，是漢學人類學與兒童人類學交匯的時刻，在學科歷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不僅如此，武雅士的材料還對兒童內部關系進行了記錄與考察。在許晶來看，這些材料具備著中國歷史文化的關懷、兒童人類學與心理人類學的突破等諸多價值面向。

2018年夏，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做人類學研究的許晶經由同系的郝瑞教授介紹，前往北加州的武氏木樓（The Wolf Ranch），與武雅士遺孀葛希芝教授一起整理這批檔案材料。在葛希芝的大力支持下，她對這批聚焦中國鄉村兒童的田野材料的分析發掘隨之展開。許晶表示：將尊重武雅士的遺志，盡快將研究結果寫成著作出版，讓他未完成的著作以另一種形式呈現——這一切，都似乎預示著，武雅士的遺愿將通過這個華人學者的研究走出下溪洲。

不可復制的田野資料

呼和浩特網站制作：武雅士的研究應當如何被放在人類學研究的歷史脈絡中？這些未經處理的材料是如何從人類學史中誕生的？

許晶在講座中認為：應當將武雅士的研究置入更大的跨文化研究的背景中去考察。20世紀中期，美國社會科學對兒童社會化這一議題極為重視，哈佛大學的懷廷夫婦（John & Beatrice Whiting）領頭，與耶魯大學和康奈爾大學的心理學家合作，針對當時學界熱門的兒童與育兒問題，指導學生團隊分赴六個國家與地區，開展了人類學史上著名的“六文化研究”。“六文化研究”的田野調查耗時一年，運用系統抽樣，通過參與式觀察、兒童訪談、母親訪談、心理測試等研究方法，對六個國家共134名3-11歲的兒童進行了人類學調查。

而此時于康奈爾大學攻讀人類學和心理學博士學位的武雅士，懷揣著對“中國文化”的好奇，志在把“六文化研究”復制和擴展到中國社會。來到下溪洲，在復制“六文化研究”范式方法的基礎上，武雅士擴大了樣本量，擴展了調查方法內容，在超過兩年的時間里收集了系統、全備的田野調查資料，他留下的這批檔案是漢學人類學和兒童人類學領域的稀世珍寶。

在許晶看來，在學科分化嚴重的當下，像“六文化研究”這樣的項目已經是紀念碑式的存在。實際上，不論是“六文化研究”，還是武雅士的“下溪洲研究”，他們組織材料的理論和方法論上都深受行為主義的影響，統計分析也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在主流心理學界，行為主義理論范式早已屬于過去時，自1950年代認知革命（The Cognitive Revolution）以來，研究兒童的發展心理學新理論和發現層出不窮。與1950年代的武雅士相比，60年后許晶所接受的理論和方法訓練顯然已有很大的差異。 

不只在研究理論與方法論層面，實際上，如果現在重返下溪洲，想要做武雅士那樣的田野調查，也已經完全不可能。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家郝瑞的博士生曾對下溪洲進行回訪，但此時的下溪洲已經時過境遷、滄海桑田——孩子們不再在村頭、河邊、樹下玩耍，而是紛紛住進了公寓當中，中國鄉村“下溪洲”已然被城市化進程吞噬。人類學家在下溪洲，已經找不到像1950年代那樣在社區里四處玩耍的孩子了。

“武雅士教授在他關于下溪洲兒童研究的零星著述中曾如此感慨：如果我1960年代寫這本書，肯定是遵照‘六文化研究’的假設-檢驗范式；可是如今，我所記憶中的村莊已經不復存在，我之前收集的材料再也不可復制了，我的寫作意圖則成為對歷史圖景盡可能忠實的呈現。”許晶介紹說。

研究中國兒童，推動人類學與認知科學的對話

呼和浩特網站制作：作為許晶“一個臺灣村莊的道德發展”（Mo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Village）項目的開端，一些初步研究發現已經展現出這個項目的學術價值。

“60年前，一個臺灣漢人村莊中，小孩子的成長世界究竟是怎么樣一回事？對兒童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對我們理解兒童發展、理解中國社會、理解人類共性和文化特性，可以做出什么樣的理論貢獻？”

在許晶看來，這些問題對于中國研究有重要意義，也是人類學甚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核心問題。這樣的研究視野得益于許晶獨特的跨學科訓練歷程，包括漢學人類學、心理人類學脈絡里的兒童研究、以及認知科學視野下的發展心理學。在方法論層面，她所認同的研究范式已經與行為主義和心理分析的時代相去甚遠。在技術層面，與沒有計算機的時代相比，今天我們可以運用專業的軟件對田野資料進行分析和處理。因此，她希望以新的理論范式和分析方法來編碼、解碼、重新詮釋武雅士遺留的寶貴材料。

除此之外，許晶的興趣關懷還涉及中國童年史——她發現：盡管在中國倫理思想脈絡中“兒童”具有重要地位，但在歷史記載中，“兒童”卻常常限于話語層面與精英階層中。“在下溪洲這樣的村莊，關于幾十個孩子日常生活的精細記錄，在中國童年史的文獻里十分少見。”許晶這樣介紹道。許晶關注到，以往的中國童年史研究，往往聚焦于兒童與父母之間的關系（例如孝道），而武雅士的田野資料，則展現了兒童內部的互動樣態。因此，通過重新詮釋講述下溪洲兒童的故事，許晶的研究項目可以促進兒童人類學和中國童年史的對話。

許晶發掘材料的工作，已經初見成果：通過材料中的“兒童訪談”，她發現下溪洲孩子們在采訪中所展現出來的敘述，并非以往研究中的 “innocent child”畫面——即一個純真、無辜，具有美好道德潛力的兒童形象。 不僅成人世界常見的支配、控制、攻擊的現象在兒童的敘述中廣泛存在，兒童對于攻擊、支配、控制等行為的反應就像光譜一樣復雜細致，且有規律可循。她運用人類學和發展心理學共同關注的“互惠”（reciprocity）概念，并聚焦于較為受忽略的“黑暗面”或者負面行為（negative reciprocity），來描述和分析在不同情境下、孩子們的敘述中是否呈現“以牙還牙”的反應，性別、年齡如何影響孩子們的回答，以及孩子們的敘述在何種意義上反映了他們的認知和實踐，而不僅僅是成人所教導的道德規范。這些發現對于理解和后續考察下溪洲兒童的道德習得過程頗有助益。

呼和浩特網站制作：許晶對“兒童訪談”的初步分析只是揭開武雅士田野資料的冰山一角。該資料的核心內容是對兒童互動的系統觀察。接下來，許晶將對長達兩千多頁的兒童觀察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析。

“從中國兒童發展這個題目出發，我的興趣是在人類學理論脈絡和民族志方法的基礎之上，推動人類學與認知科學的對話。確實就像張小軍老師所說的：中國研究其實可以給人類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帶來非常重要的理論貢獻。一方面，從歷史到當代，兒童在中國文化脈絡里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兒童發展是理解人類倫理道德起源的關鍵窗口，也為促進文化人類學與認知科學在理論和方法論的對話提供了獨特視角”。這是許晶從博士研究至今的研究動力，也是她對于這個“下溪洲”新研究的理論期望。